和兰姨的故事
你问我是念初中那会儿吗，对，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。人们是不是总以“认识一个人”来划分生命的段落？
那时他们两个已经恶化得很明显了，工作也有些自暴自弃的势头。他们或许几天不回家，或者几天不出门，我的阳光午后早就搅碎得不成样子。如果意识到母亲的性格中有一些不容交锋的坚硬面，父亲当初为什么信誓旦旦地娶她回家？我知道中年人的爱在渐渐凋落以后，会找一种聊胜于无的替补。当时虽然我也对父亲报以愤怒的眼神（大半是某种道德感要求我这样做），可我没有真正地怪过他。
最后一次，母亲冷嘲热讽的攻势像骤雨夜袭，爸爸决定还是将门尽量轻地带上，但里屋的我并没有入睡——怎么可能呢，客厅那盏拼花的落地灯滋滋作响，像是要沿着花纹碎裂掉，一对中年人压低了嗓门但压不住怒火——父亲的努力失败了，母亲高声尖叫。爸爸最终将门猛地一甩。我哭了还是没哭？我做着一场焦虑的梦，不敢睁开眼，害怕发现自己醒不过来。“砰”的一声还在耳边地震一样摇撼着，清醒，清醒是可能的。我关上我的客房门，寄住在远房的姨母家。
“爸爸妈妈要处理完这些事儿，”再一次，爸爸作为我通向寄宿之家的摆渡人。他沉默地驶了两个小时的轿车（再过几天车钥匙就不属于他了），开口，“你多帮姨妈干点事儿，有什么需要的，要是不方便给你妈妈说，一定要给我说。”我看向窗外，又是冬天，雾气里隐现着黑色的白杨，越鸟巢南枝，我本来在他一路的沉默里数着鸟巢，第一百四十三个。
“预录取的名单是二月底发下来，对吧？”
我依然不说话，自从我在他的手机里看到了一个“阿姨”的照片，我用一种自保也可能是在保护他的方式，长久地安静着。
“宝贝儿，”爸爸忽然回过头来，他其实一直在后视镜里看我。
“啊，那个红衣服是不是兰姨？”
父亲猛然回头。
五秒钟后，车停在路边。
“我就不下去了，宝贝儿。你辛苦把后备箱里的行李自己扛下去……”这当然不是“宝贝儿”之后的原话，这样不赖，为此我也许就能再常常见到他，见到他，见到他是不是还是共度着沉默，我说不好，也不愿试着说。“你辛苦”，小时候他要“动员”我做什么事的时候就这样讲，“春萼辛苦呀！”兰姨从路的另一侧走过来，车门敞开一条缝，我的酸涩冻成了麻木，什么人便应着，“首长辛苦！”（兼有调配的敬礼姿势），我听错了。
我把行李取出，用了最大力气合拢后备箱，父亲的发动机简直是以逃的动静启动了。
“你爸送你来的？”兰姨把手里的棉马甲披到我肩上，我看见自己鼻孔的白气直冲冲地融到大雾中。这次我的眼眶切切实实的发热，我忍住了，为一种并不属于我的羞耻。
小时候，隔年的清明，父母带我去扫曾外祖父母的墓，我们就暂住到兰姨家。兰姨是母亲的堂妹，儿时的玩伴。她那天明红的大袄，就是母亲送的。她的鼻梁与母亲一样高挑，眉毛更加浓黑，这身打扮，活脱脱是倘若生在乡下的我会拥有的另一个妈妈。
兰姨待我很好，除了这句——问与不问都太刻意也无需回答——她与姨夫都没有在我面前再提过爸爸。我的来到，使得每顿饭菜都过于营养均衡、色香味俱了，兰姨家二层小洋房的阁楼，陈列着乡下的集市所能有的种类，那个寒假，兰姨的儿子胖了好多斤，“你是托你姐姐的福啊”。他学习不好，我为了践行也并无人教宣的义务，主动提出为弟弟补习。
一盘盘水果和点心应接不暇地叠在书桌前。那男孩咀嚼着红艳艳的草莓，汁水滴滴答答洇湿了演草纸。“把这个公式再列一遍，好么？”我用一种温柔又不容争辩的口吻对他要求，每当我希望时间再拖长一点、并沿着我的意志走动，我就这样讲话。那孩子一天天变得很粘人，我想他是喜欢我了。但怎么好意思说破呢？即便他读过《红楼梦》也不好意思自己套用的。有时我怀疑我是故意的，为一段苍凛的生活抹一点绯红的调剂，仗着他不敢说破为所欲为。这时候我会想起父亲，莫名其妙，不，没什么莫名的。我甚至觉得我在体验他。那时我根本分不清我有没有“恨”着爸爸。
那年乡下的冬天白森森，弟弟殷切地教我放鞭炮与烟花，炮竹爆裂的声响尤为刺耳，响完了，便完了，安静的空气像是抵赖着事情曾经发生过，火药味儿让视野显得更加浑浊。只有一天，临走的前一天——“春春，你妈妈把事情都办好了，明天你就回家吧。”——阳光充沛如甘露。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小老师的角色，对弟弟宣布“今天放假”，明天临走我还会告诉他，“要把每一步演算过程记下来，你其实挺聪明的。”然后拍拍他的肩膀，送他一个可供记忆的笑容或眼神。
我回到拾掇出作为客房的屋中，掩上门，转身，太阳从落地窗漾入，映成地上的金色棋盘（我默诵帕斯捷尔那克的短诗）。我看着远处广袤的平房屋顶，觉得回到了最初、最初的家里。乡下的午后真安静啊，一声汽笛也没有。同样安静的是熟习书页翻动的窸窣的我，除了“中学生读本”，姨母家里一册图书也找不见，奢侈的日光无处承接，我对着明亮的窗户以身体淋沐。它们成片成片地随着风拨撩我的皮肤，像水那样在蒸发，我向远方倾注视线，天际线下排着一影影绰绰的白杨，有白杨就有鸟巢，即便那已经远得像近视配镜时验光师要求看的远处的红顶小屋图案，黑色的小点根本说不出是鸟巢还是树瘤——我从一百四十三开始数。
那天下午我执拗地计算鸟巢的数量，想必是用眼过度，夜里双目酸痛，合上眼皮是刺痛的点点金斑，我翻来覆去，想入非非。抚养权归母亲，市一中的预录取名单马上也要公布。弟弟的鼾声轻微地起伏着，像海浪一样拍打着四壁，男人、乃至男孩子都打鼾吗？只有爸爸不吧。我想起在姥姥家的那个寒假，生活和生活之间也许没有进化，“太阳底下无新事”……啊……太阳，眼睛还是疼。这几个星期，除去首尾，我的睡眠安稳得像个意外，与我有关而我无力改变的事情即将解决，我可以选择自己逗留的方式。这就像爸爸和我玩的挑选公交车站的游戏，其实，早晚不也能等到吗？他很久没带我去图书馆了。
弟弟的鼾声之外出现了另一个声道，我从未在这个钟点还清醒着。
“总算要走了，”兰姨的声音。
我的肌肉猛地一阵酸涩的紧绷。
“说来也可怜，其实很懂事啊，看凯凯跟着学得挺带劲哩。”
“凯凯春春都是姊妹一个，你说说……”声音变成嚅嚅低喃。
姨夫的声音异样清晰——“是啊，高高瘦瘦的！你忘了我也见过的，当时还特别迷那个什么，抓蝴蝶！夜郎虎子、臭大姐叫他见着了都逮起来！”
我咬住舌头，空气变得又冷又闷。
“你小点儿声儿……”，姨妈低声嘟哝了一阵，自己也禁不住高了点嗓门，“赔上房子赔上嫁妆，你说说，倒插门按咱说就该夹起尾巴老实做人啊，他倒好！”
我脑海中流窜着那个果核一样坚硬的句子，它曾一遍又一遍在我的日记本上质疑着。“为什么要娶她回家”。我觉得喘不上气，但是无法起身。耳朵是我全身上下唯一能动弹的器官。
“春春还小那会儿，他待她还不孬的，我看没什么大毛病，是他自己管不住……”姨夫仿佛在借由谴责许诺着什么。
“她是太苦了……”叹了口气，“洲乔没的那会儿多惨啊，熬都熬过来了，现在又……”
“当时不就是他俩认识那会儿吗？”
“哎是，”停了一阵，“当时你老陪我去看咱姐姐来着，吭？”
有人翻了个身。
“那其实……话也别说绝了，要不是他，也不知道咱姐姐能不能撑到今天。”
“那天看他开着车来送春春我就来气，他可不敢下来和我哫声……这算什么，趁虚而入吧……多赚啊……啧啧，情债讲得清咯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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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他们两个已经恶化得很明显了，工作也有些自暴自弃的势头。他们或许几天不回家，或者几天不出门，我的阳光午后早就搅碎得不成样子。如果意识到母亲的性格中有一些不容交锋的坚硬面，父亲当初为什么信誓旦旦地娶她回家？我知道中年人的爱在渐渐凋落以后，会找一种聊胜于无的替补。当时虽然我也对父亲报以愤怒的眼神（大半是某种道德感要求我这样做），可我没有真正地怪过他。
最后一次，母亲冷嘲热讽的攻势像骤雨夜袭，爸爸决定还是将门尽量轻地带上，但里屋的我并没有入睡——怎么可能呢，客厅那盏拼花的落地灯滋滋作响，像是要沿着花纹碎裂掉，一对中年人压低了嗓门但压不住怒火——父亲的努力失败了，母亲高声尖叫。爸爸最终将门猛地一甩。我哭了还是没哭？我做着一场焦虑的梦，不敢睁开眼，害怕发现自己醒不过来。“砰”的一声还在耳边地震一样摇撼着，清醒，清醒是可能的。我关上我的客房门，寄住在远房的姨母家。
“爸爸妈妈要处理完这些事儿，”再一次，爸爸作为我通向寄宿之家的摆渡人。他沉默地驶了两个小时的轿车（再过几天车钥匙就不属于他了），开口，“你多帮姨妈干点事儿，有什么需要的，要是不方便给你妈妈说，一定要给我说。”我看向窗外，又是冬天，雾气里隐现着黑色的白杨，越鸟巢南枝，我本来在他一路的沉默里数着鸟巢，第一百四十三个。
“预录取的名单是二月底发下来，对吧？”
我依然不说话，自从我在他的手机里看到了一个“阿姨”的照片，我用一种自保也可能是在保护他的方式，长久地安静着。
“宝贝儿，”爸爸忽然回过头来，他其实一直在后视镜里看我。
“啊，那个红衣服是不是兰姨？”
父亲猛然回头。
五秒钟后，车停在路边。
“我就不下去了，宝贝儿。你辛苦把后备箱里的行李自己扛下去……”这当然不是“宝贝儿”之后的原话，这样不赖，为此我也许就能再常常见到他，见到他，见到他是不是还是共度着沉默，我说不好，也不愿试着说。“你辛苦”，小时候他要“动员”我做什么事的时候就这样讲，“春萼辛苦呀！”兰姨从路的另一侧走过来，车门敞开一条缝，我的酸涩冻成了麻木，什么人便应着，“首长辛苦！”（兼有调配的敬礼姿势），我听错了。
我把行李取出，用了最大力气合拢后备箱，父亲的发动机简直是以逃的动静启动了。
“你爸送你来的？”兰姨把手里的棉马甲披到我肩上，我看见自己鼻孔的白气直冲冲地融到大雾中。这次我的眼眶切切实实的发热，我忍住了，为一种并不属于我的羞耻。
小时候，隔年的清明，父母带我去扫曾外祖父母的墓，我们就暂住到兰姨家。兰姨是母亲的堂妹，儿时的玩伴。她那天明红的大袄，就是母亲送的。她的鼻梁与母亲一样高挑，眉毛更加浓黑，这身打扮，活脱脱是倘若生在乡下的我会拥有的另一个妈妈。
兰姨待我很好，除了这句——问与不问都太刻意也无需回答——她与姨夫都没有在我面前再提过爸爸。我的来到，使得每顿饭菜都过于营养均衡、色香味俱了，兰姨家二层小洋房的阁楼，陈列着乡下的集市所能有的种类，那个寒假，兰姨的儿子胖了好多斤，“你是托你姐姐的福啊”。他学习不好，我为了践行也并无人教宣的义务，主动提出为弟弟补习。
一盘盘水果和点心应接不暇地叠在书桌前。那男孩咀嚼着红艳艳的草莓，汁水滴滴答答洇湿了演草纸。“把这个公式再列一遍，好么？”我用一种温柔又不容争辩的口吻对他要求，每当我希望时间再拖长一点、并沿着我的意志走动，我就这样讲话。那孩子一天天变得很粘人，我想他是喜欢我了。但怎么好意思说破呢？即便他读过《红楼梦》也不好意思自己套用的。有时我怀疑我是故意的，为一段苍凛的生活抹一点绯红的调剂，仗着他不敢说破为所欲为。这时候我会想起父亲，莫名其妙，不，没什么莫名的。我甚至觉得我在体验他。那时我根本分不清我有没有“恨”着爸爸。
那年乡下的冬天白森森，弟弟殷切地教我放鞭炮与烟花，炮竹爆裂的声响尤为刺耳，响完了，便完了，安静的空气像是抵赖着事情曾经发生过，火药味儿让视野显得更加浑浊。只有一天，临走的前一天——“春春，你妈妈把事情都办好了，明天你就回家吧。”——阳光充沛如甘露。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小老师的角色，对弟弟宣布“今天放假”，明天临走我还会告诉他，“要把每一步演算过程记下来，你其实挺聪明的。”然后拍拍他的肩膀，送他一个可供记忆的笑容或眼神。
我回到拾掇出作为客房的屋中，掩上门，转身，太阳从落地窗漾入，映成地上的金色棋盘（我默诵帕斯捷尔那克的短诗）。我看着远处广袤的平房屋顶，觉得回到了最初、最初的家里。乡下的午后真安静啊，一声汽笛也没有。同样安静的是熟习书页翻动的窸窣的我，除了“中学生读本”，姨母家里一册图书也找不见，奢侈的日光无处承接，我对着明亮的窗户以身体淋沐。它们成片成片地随着风拨撩我的皮肤，像水那样在蒸发，我向远方倾注视线，天际线下排着一影影绰绰的白杨，有白杨就有鸟巢，即便那已经远得像近视配镜时验光师要求看的远处的红顶小屋图案，黑色的小点根本说不出是鸟巢还是树瘤——我从一百四十三开始数。
那天下午我执拗地计算鸟巢的数量，想必是用眼过度，夜里双目酸痛，合上眼皮是刺痛的点点金斑，我翻来覆去，想入非非。抚养权归母亲，市一中的预录取名单马上也要公布。弟弟的鼾声轻微地起伏着，像海浪一样拍打着四壁，男人、乃至男孩子都打鼾吗？只有爸爸不吧。我想起在姥姥家的那个寒假，生活和生活之间也许没有进化，“太阳底下无新事”……啊……太阳，眼睛还是疼。这几个星期，除去首尾，我的睡眠安稳得像个意外，与我有关而我无力改变的事情即将解决，我可以选择自己逗留的方式。这就像爸爸和我玩的挑选公交车站的游戏，其实，早晚不也能等到吗？他很久没带我去图书馆了。
弟弟的鼾声之外出现了另一个声道，我从未在这个钟点还清醒着。
“总算要走了，”兰姨的声音。
我的肌肉猛地一阵酸涩的紧绷。
“说来也可怜，其实很懂事啊，看凯凯跟着学得挺带劲哩。”
“凯凯春春都是姊妹一个，你说说……”声音变成嚅嚅低喃。
姨夫的声音异样清晰——“是啊，高高瘦瘦的！你忘了我也见过的，当时还特别迷那个什么，抓蝴蝶！夜郎虎子、臭大姐叫他见着了都逮起来！”
我咬住舌头，空气变得又冷又闷。
“你小点儿声儿……”，姨妈低声嘟哝了一阵，自己也禁不住高了点嗓门，“赔上房子赔上嫁妆，你说说，倒插门按咱说就该夹起尾巴老实做人啊，他倒好！”
我脑海中流窜着那个果核一样坚硬的句子，它曾一遍又一遍在我的日记本上质疑着。“为什么要娶她回家”。我觉得喘不上气，但是无法起身。耳朵是我全身上下唯一能动弹的器官。
“春春还小那会儿，他待她还不孬的，我看没什么大毛病，是他自己管不住……”姨夫仿佛在借由谴责许诺着什么。
“她是太苦了……”叹了口气，“洲乔没的那会儿多惨啊，熬都熬过来了，现在又……”
“当时不就是他俩认识那会儿吗？”
“哎是，”停了一阵，“当时你老陪我去看咱姐姐来着，吭？”
有人翻了个身。
“那其实……话也别说绝了，要不是他，也不知道咱姐姐能不能撑到今天。”
“那天看他开着车来送春春我就来气，他可不敢下来和我哫声……这算什么，趁虚而入吧……多赚啊……啧啧，情债讲得清咯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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